相比儒教、西教、佛教（如儒教资本主义或新教），道教虽未能像它们那样在学界引发与资本主义相关的论争热潮，却可谓是最贴近资本主义、且对中国人影响极大的思想。[194]今日共产主义中国最受欢迎的宗教是道教，而以物质为最优先价值的现代中国，[195]与其说是儒教国家，不如说更接近道教国家。[196]反对儒教的毛泽东相对优待道教，常将共产主义与道教相比较而加以强调，[197]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与道教的柔韧相关。[198]道教与中国人善于理财（理财）的属性显示出极为契合的特性。今日道教寺院之神，满是掌管财物的神明。[199]中国这种道教取向的经济体制，可称为中国式道教资本主义。[200]
从贴近日常生活的部分考察中国式道教资本主义，则按历史、重点经济活动、教理、社会观、经济活动态度、市场观、国家观、价值理论、问题点、差异点、改善点等顺序，可见其拥有与自由至上主义及新古典派经济学相似的财富观。[201]
首先考察道教东西方交流的历史，道教由利玛窦间接地首次介绍到欧洲之后，[202]在经济理论上影响了主张看不见的手的亚当·斯密、主张边际效用论的新古典学派，在经济伦理这一层面上则影响了自由至上主义。[203]被韦伯视为资本主义之起源的清教主义之创始者加尔文所居的日内瓦，当时是马可·波罗等中国信息盛行的商业地区，而成为资本主义全面发展之标志的职业天职说、预定论、对高利贷的承认，原本是在中国受道教劝善说（劝善说）或财富观之影响而施行的。[204]作为得救之预定之证明的加尔文财富观，与“作为神之恩宠的财物”这一道教式财物观有相通之处，道教与新教的财富观极为相似。[205]正如肾脏（肾脏）如同身体之银行般过滤万物、将新的活力送往肝（肝），在经济中，于对未来的期待中储蓄财产的财富观同样可谓经济发展之核心。[206]与韦伯所言不同，催生资本主义的加尔文主义，其实发生于与西教恰恰相反的思想。[207]西教原则上主张博爱，故财富观式的行为可谓与博爱相对立。[208]韦伯将西方资本主义之起源视为加尔文的预定论，然而加尔文的禁欲主义，唯有在与亚当·斯密的道教式资本主义思想相结合之后，方才真正全面运作。[209]
加尔文违背“将一切分予众人”的西教博爱精神，如中国与印度一般，承认了当时连伊斯兰也判为非法的高利贷，从而奠定了储蓄的基础。加尔文将“妨碍必需商品之完整交易”的垄断视同杀人。据说依加尔文的主张，当时日内瓦市对属于生活必需品的葡萄酒、面包、肉类等实施了价格管制。[210]当时的宗教改革家大多经营着受全面破产与失业蔓延所威胁的商业城市。[211]凭加尔文的政策，日内瓦在一代人之内，便从微不足道的地方城市跃升为国际性的商业与财政中心。[212]与大陆不同，个人主义发达、加尔文影响力相对大于路德的英国，其亚当·斯密继承加尔文思想，并借助从魁奈处习得的老子与孔子思想，运用了看不见的手之无为自然。[213]
从思想史看，道教的小国寡民[214]思想影响了孔子与孟子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复又延续至加尔文与亚当·斯密等人。[215]自由至上主义与边际效用学派的思想渊源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国富（国富）论》单从其题目就来自道教的富国（富国）强兵之策，《国富论》的代表性理论“自由放任”也出自对包含道教之无为的“无为之治”的翻译。（脚注70）
在教理层面，储蓄因否定现实、将希望更多寄于对未来的期待，故而成为拥有“X即–X”这一循环逻辑的道教经济思想。小国寡民、水之哲学，是代表性的储蓄思想。道教在生产—流通—分配—储蓄这四个层面，意欲以储蓄为基础促进循环。
考察道教的重点经济活动，在生产—流通—分配—储蓄这一经济循环中，与道教相关的经济领域尤可谓“储蓄”。东方思想相比西方思想相对指向内向性，[216]而东方思想之中若说儒教是“前进”的宗教、道教是“归返”的宗教，则道教自老子以来一向强调无（无）、止（止），这在经济循环中可谓相当于储蓄。将从曹操处所受之财物一分未用地积存起来、归向刘备时又将财物尽数分予众人的义气之神关云长，在道教中成为财物之神，[217]而道教的核心教理无为自然，在经济活动中便成为储蓄。[218]道教信徒制作劝善书（劝善书）与功过格（功过格），以确认自己的善行积累了多少未来的财富。[219]
道教相比积极的活动，更强调消极观望的智慧。储蓄是分配全部结束、以待来日、储存全部能量的状态，以五行论如“水”，以颜色论如黑色。实际上道教被称为“水的宗教”，强调水的智慧，并以黑色为象征色。[220]
考察道教的国家观，则呈现为“将理想国家视为最小限度之政府”的小国寡民（小国寡民[221]）思想。小国寡民（小国寡民）如同无政府主义一般，呈现为以效用为主的最小限度之国家。黄台渊虽称亚当·斯密习得了儒教的无为而治，[222]但儒教的无为而治也可谓是从道教习得的。道教在身心关系上也祈求使用最小限度能量的无病长寿，可谓鼻祖的老子则专注于富国强兵与民众财富之增加。
考察社会观，道教将政治社会活动视为人为之努力而加以否定，仅以经济活动通过储蓄使万物循环，故与自由至上主义的财富观有共同点。自由至上主义可谓是在经济伦理上优先个人甚于共同体、优先自由甚于正义的经济伦理。自由至上主义的经济伦理认为，任何限制自由的社会制度皆不可行，经济依个人对货币的使用、凭看不见的手而自然发展。
考察平等观，道教如同“法律面前的平等”与“市场面前的平等”一般，主张“道（道）面前的绝对平等”。若说儒教展开了立足共同体的大同（大同）平等思想，那么庄子则追求道面前的绝对平等[223]或天生平等说（天生平等说）。庄子的绝对平等，与自由至上主义“法律面前的绝对平等”相似。
论及社会制度与士农工商，道教还强调技术、工（工）。道教的教理始于气功术，并以为与神合一的咒文、缩地法、炼金术等种种技术武装自身。道教兴起的南部中国，也是尧帝舜帝时掌管土木的共工（工共）族所居之地区。
考察与分配相关的、最为重要的价值理论，道教尊重实利，故道教式的价值理论可谓与新古典派的边际效用理论相似。边际效用论[224]是一种主张“作为边际财货之最后财货的效用——边际效用——决定价值”的价值论。例如，同样的苹果，饿时吃的苹果远比饱时吃的苹果效用更大，价值并非如劳动价值论般与需求者无关而被单方面决定，而是由需求者决定。需求者饥饿则苹果价值上升，需求者饱足则苹果价值下降。那么，最能提高价值的方法，以苹果为中心而言，便是按最饥饿者的顺序食用，最能提高价值。若商品以最有价值的方式运动，则它按最饥饿者的顺序循环——这便是边际效用论中所隐藏的循环原理，也可谓边际效用论“资源之有效分配”这一长处。此外，分配以仅按边际效用分配为正义。在边际效用论中，分配并非按商品所投入劳动之价值而获取，而是仅按我所感受之效用而获取的主观之物，故难以主张分配之不平等。
在边际效用论中，财货最有效率地运动，是“按效用最迫切的顺序依次消费物品”的情形。边际效用论始于财货之交换，终于商品之循环。饥饿者用自己所拥有的其他财货来交换、购入苹果，故始于交换而实现最有效率的循环。在边际效用论中同样，循环越多、越快，价值越上升，故可知真正产生价值的并非效用，而是循环。
若说边际效用论得以实现之处是流通过程，那么其发生之处便是道教的储蓄。在既定资源下决定最佳选择的“边际效用均等法则”，如同自由竞争理论一般，唯当前提条件——经济循环——可能时方为妥当的概念。[225]流通如火一般，只是将水所聚之物洒出而已。要使边际效用均等，只需让面包归于最饥饿者即可。因此，边际效用同样承担着有限的循环。
道教虽强调财富观，却被儒教之威势所压制，未能发展为资本主义。韦伯认为，新教所拥有的、依预定论而来的肯定性财富观，在儒教中是缺失的，故中国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226]然而道教比新教更强调财富。只是道教被儒教压抑，财富一经积累便又被掠夺，从而未能抵达资本主义。
今日自由至上主义以诺齐克[227]为代表，新古典派经济学以弗里德曼[228]、哈耶克[229]等为代表。
考察道教自由至上主义财富观之优缺点：优点在于，通过边际效用均等法则使经济循环的道教财富观，虽善于适应既定现实，却有“无法果敢改变既定框架”这一局限。在只强调适应的冷酷的自由至上主义社会中，无论阶层高下，皆有陷入赌博资本主义的危险。
此外，在制度不完备的情形下，正如道教曾流于逃避现实之思想，财富观也容易堕落。实际上，依加尔文的财富观而积累资本的西方财富观，蜕变为赌博资本主义。正如韦伯所言，强调禁欲劳动的新教之肯定性财富观，在尼采所宣告的“神之死”与以共产主义之失败为象征的“人之死”之后，大为转变为追求炫耀性消费与虚拟满足的“赌博资本主义”式财富观。
科学一经发达，关于人的秘密便被揭开，于是人抛弃神，转而为自己赚钱。正如以“神已死”为代表的尼采之言，在神已死的世界里，货币无法成为“救赎”之征兆，而仅仅成为对他人欲望的征兆。在因货币而使欲望均质化的资本主义中，拥有货币便意味着拥有他人的全部欲望。货币曾是神与人之循环的征兆，后来却成为人与人之间循环之承诺的征兆。
共产主义这一计划经济的失败，因对人类理想之信念的丧失，使得对“作为他人欲望之货币”的信念也随之破碎。如今货币既非为神而设的救赎征兆，也非为他人而设的利他主义欲望征兆，而仅仅成为模仿他人欲望的征兆。货币一旦丧失“人类理想之征兆”的功能，便成为赌博资本主义的象征。货币如今成了为货币而生的货币，丧失其循环性，自身成了一种宗教。正如人在宗教受损的处境中仍不怨恨宗教之教主一样，现代人即便丧尽财货，也不再怨恨资本主义。[230]现代资本主义的财富观，成了丧失循环性的赌博资本主义财富观。
〈表2.4〉道教资本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比较表
| 道教资本主义 | 自由至上主义/新古典派经济学 | |
|---|---|---|
| 影响史 | 影响利玛窦、加尔文 | 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 |
| 理论 | X即–X，否定现实、为未来作准备 | 尊重自由 |
| 重点经济活动 | 储蓄、财富观、财物崇拜、嗜国主义[231] | 私有财产增殖，得救之预定与人类理想之征兆 |
| 国家观 | 小国寡民，实现太平 | 最小政府，警察国家 |
| 社会观 | 排斥人为 | 排除政府干涉 |
| 平等观 | 道面前的平等，天生平等论 | 法律/市场面前的平等 |
| 制度观 | 最小主义 | 强调市场，强调商业 |
| 价值理论 | 崇尚实利，上善若水之适应 | 效用价值，通过适应而实现的效率 |
| 代表思想家 | 老子、庄子 | 加尔文、亚当·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 |
| 优点 | 引发经济动机 | 资源的有效分配 |
| 问题点 | 因否定社会制度而虚无主义、逃避现实 | 因过度尊重自由而破坏共同体；因神之死而赌博/赌场资本主义化 |
| 差异点 | 循环/自由之中，循环优先 | 循环/自由之中，自由优先 |
| 问题解决方案 | 警戒过与不足 | 承认对自律的责任，恢复良心 |
考察道教资本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财富观之差异及相关问题点：道教资本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皆拥有珍视储蓄与自由的财富观，但归根结底，道教资本主义以自然为优先，故优先自然之循环甚于自由；自由至上主义以人为优先，故优先人之利益甚于循环。现代自由至上主义受道教影响，对资本主义发展贡献巨大，却连自然之循环也加以无视而追求人之利益，从而引发了今日的巨大危机。因此，自由至上主义亟需“不否定自身责任而追求自由”这一循环之恢复，道教资本主义则亟需警戒过与不足。至此为止，将道教资本主义所体现的自由至上主义/新古典派经济学特性，就财富观加以概括，如〈表2.4〉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