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东学农民运动如今正被重新评价为足以与法国大革命相媲美的近代运动，而大巡思想则作为东方传统的思维体系，因其能够阐释近代以后的世界变迁而备受瞩目。本文以作为东方哲学思维方法的"东学(東學)"这一概念为中心，旨在论证这两种思想各自通过天观·地观·人观的重构，建构起了东亚的自生的近代性(自生的近代性)。
本文所阐明的一系列论述可概括如下。陷入危机的西方近代性，其替代方案可在东学思想与大巡思想的天观·地观·人观所呈现的替代性近代性中寻得。其原因在于：西方近代性危机的根源在于仅将万物之变化视为实体的西方内在性，而东方则拥有以属性来阐释万物变化的关联性思维。西方的后现代性理论经过长期讨论，最终以关联性思维与阈限性来阐释东方的合理性。由此，东学思想与大巡思想所建构的新型替代性天观·地观·人观，可以用关联性(相關的)思维的阈限性(Liminality)加以阐释。
阈限性意为门槛、边界，在通过仪礼中指对边界的通过，即为了变化而将相互对立的两种要素皆纳入其中、从而调和相互对立，由此显现出追求阴阳调和的东方思维所具有的混沌(Chaos)式的动态特征。与之相对，关联性思维则显现出万物相互联结的分形(Fractal)式的静态特征。借由综合这两种特征的关联性思维的阈限性，东西方的天地人得以相互联结。天地对于人而言成为如同君师父一般的存在。正如在人际关系中，臣下、弟子、子女是承奉并实现君师父之意的存在，人也成为从天地受恩、报恩并学习与天地同等之能力的与天地同的存在。
在东学思想中，当天师问答(天使問答)得以进行之时，天外天(天外天)的旨趣在于使关联性思维的阈限性在天地人之三界中得以复振。由此，东学思想以天外天的出现为基础，重新提出了天观·地观·人观。东学思想新提出的天观·地观·人观，由侍天主(侍天主)的天观、造化定(造化定)的地观、永世不忘(永世不忘)的人观构成。东学思想的三界又以鬼神论的天地关系为基础，借由气化论的(氣化論的)天人关系、王侯将相的地人关系(地人關係)相互交流。然而，东学思想的天观·地观·人观未能充分超越儒教的典宪而中断。
对此，大巡思想以九天的人身降世为基础，引入神明与冤恨的概念，并以神人依导的(神人依導的)三界观克服了东学的天观·地观·人观中所显现的儒教典宪。大巡思想提出了人身降世的天界观、天地诚敬信的地界观、成事在人的人界观。大巡思想的三界以与天地同(與天地同)的原理相互交流，并以地上天国的天地关系为根基，建构起天地报恩的天人关系与地上神仙的地人关系，并通过天地公事与修道予以实现。
东学思想与大巡思想共同通过关联性思维的复振(Revitalizatuion)而成就阈限性，从而提出自生的近代性。如果说东学思想侧重于短期的阈限性、为复振之进入作出了贡献，那么大巡思想则在东学思想失败之处对东学思想加以复振，从而提出真东学。由此，东学思想具有作乱(作亂)与胞胎(胞胎)的阈限性这一自生的近代性之属性，而大巡思想则呈现出治乱(治亂)与官旺(官旺)的阈限性这一自生的近代性之复振。
经由大巡思想所复振的东学思想之关联性思维，在大巡思想的天观·地观·人观重构中更为具体地显现出来。大巡思想的关联性思维表现为阴阳合德、三才确立、五行具备。与东学思想不同，大巡思想在天界观中通过太乙咒确立无极、太极，从而成就理法天(理法天)与人格天的阴阳合德，并重新确立天文。又通过重新确立三神山与父母山、山王(山王)与海王(海王)，重构大地之地理。这一脉络又联结至人，理顺血统脉络，并通过解冤使皇极神与冥府等神明界亦得以一致。
如果说宗教人类学的阈限性与复振是仅可能止步于仪礼的不完整的通过仪礼，那么政治与教化相结合的大巡思想的通过仪礼，则是连接至实践的通过仪礼，实际上延绵至今、联结为大巡真理会的实体。这又与道教的同时性、过程哲学的佛教、关联性思维的儒教等相调和，成就了东西方近代性相调和的自生的近代性。
将这两种思想所呈现的自生的近代性详加概括如下。如今对于大众而言近代性意味着"世俗化"，但对于"近代性"研究者而言，近代性反而是"圣(聖)与俗(俗)的再配置"，即由阈限性(liminality)所致的神性(神性)之强化。即便是作为如今"世俗化"代表性事例的西方近代性，其开端也是加尔文的救恩预定论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近代性"之所以是人类历史上诸多变化中最为巨大的变化，正是因为近代性起初如加尔文或笛卡尔那般，是横跨物质与精神的"圣与俗"的永久而巨大的变化，即神性之强化。然而，近代性却与最初的旨趣相反，转变为仅强调俗(俗)的世俗化，乃至陷入神性从地上消失的危机。
东学思想与大巡思想，与后现代性的现代哲学相比较，早已作为东亚的自生的近代性在学界被广泛地分别加以讨论。然而，既有的自生的近代性讨论并未强调其与西方近代性所共享的东方起源。同时，这两种思想也未曾就"东学(東學)"这一概念所呈现的自生的近代性之形式与原理层面进行相互比较研究。本文以"圣(聖)与俗(俗)的再配置"这一多元现代性概念为基础，以关联性思维这一东方的哲学思维方法，比较这两种思想在天观·地观·人观中所成就的自生的近代性，力图更为明确地展现这两种思想的思想价值。
无论是"世俗化"，还是依据"圣俗之再配置"而来的"神性之强化"，近代性皆表现为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文化上的多样化。作为殖民地国家而几乎唯一同时成就上述三者的韩国，拥有在其他国家难以寻见的自生的近代性。这正是以东学思想与大巡思想为代表的天外天(天外天)思想。天外天(天外天)思想是对帝国主义侵略之前利玛窦(Matteo Ricci)所提出之问题的回答。利玛窦批评道，东亚的天观·地观·人观因过度强调仅彰显天地人之属性特征的理法化(理法化)，从而丧失了天外天(天外天)的人格神特征。对此，东学思想与大巡思想分别通过天外天的出现与九天的诞降这一概念，提出了整合东西方天观·地观·人观的自生的圣俗(聖俗)再配置作为回答。作为基于关联性思维之天外天的这两种思想之九天，得以整合东西方天·地·人之长处。
作为对这两种自生的近代性进行比较的具体方法论，本文运用了葛瑞汉(A.C. Graham)等人的关联性思维论、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阈限性(liminality)理论、安东尼·华莱士(Anthony Wallace)的复振(revitalization movement)理论这三种方法论。同时运用这三种理论的原因在于，这三种理论在比较研究中相互有机地发挥作用。其一，关联性思维论明确展现了东方与西方思维方式的认识论差异，从而明确展现自生的近代性与近代性之差异。其二，在圣俗(聖俗)之再配置这一近代性中，对于再配置过程的阐释，阈限性理论行之有效；其三，对于再配置过程中所呈现的传统之继承的阐释，复振理论颇为有用。
如果说重视实体的西方思想之天观·地观·人观是分化的(分化的)，那么重视属性的东方思想之天观·地观·人观则分别呈现出同化的(同化的)、凝缩的(凝縮的)、接化的(接化的)特征。对此，东学思想提出超越天的天观、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地之气化(氣化)、还有人乃天式的人观，试图实现东西方的整合。在以黄帝为起源的东亚四千六百余年的文明史中首次出现的东学之天外天，在当时的朝鲜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乃至发展为大规模的农民运动。然而，未能超越儒教局限的东学思想，反而留存为巨大的作乱(作亂)与动乱(動亂)。
对此，大巡思想在九天(九天)的人身降世(人身降世，Incarnation)这一前提下，引入天地神明的概念，重新复振了东学思想所提出的天观·地观·人观。大巡思想以解冤相生·报恩相生这一宗教法理重新诠释东学思想，并以可适用于日用事物的关联性思维，建构起天地与神明以气化论(氣化論)方式相结合的自生的近代性。依据阴阳合德·神人调化·解冤相生·道通真境这一大巡思想的原理，大巡思想提出了三界(三界)、后天(後天)、相生(相生)、神道(神道)、地上天国(地上天國)、地上神仙(地上神仙)等自生的近代性之天观·地观·人观。
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如下。其一，本研究提出这两种思想的自生的近代性，作为对陷入危机的当今西方近代性的替代性近代性。东学思想与大巡思想的自生的近代性话语虽是当今的少数话语，却是世界上仅存的东亚关联性思维的近代性话语。在哲学史上，危机的时代多有少数话语转变为主流话语之事例。尤其在气候危机、核威胁等近代性的整体危机之下、因替代性近代性之缺失而思虑人类灭绝的今日，东学思想与大巡思想的自生的近代性，作为以关联性思维的阈限性整合古今中外天观·地观·人观之长处的话语，能够提出在日常之中可实践的替代性近代性。
其二，本文针对停滞的东亚近代性之成长，提出关联性思维的复振作为解决方案。在过去一百五十余年间，主张以九天上帝为顶点之神道(神道)、从而学习西方近代性的东亚，尤其是韩·中·日三国，不知不觉间在经济层面已超越西方。然而，已无可再向西方学习的东亚，如今为了新的成长，转而在自生的近代性中寻求新的成长模型。由此，在东亚三国中唯一基于关联性思维而建构起自生的近代性的东学思想与大巡思想，为东亚提供了重新寻回失落之近代性的模型。这不仅适用于共同体，亦可适用于因身份认同混乱而困惑的东亚之个体，从而克服攀比至上主义文化的西方近代性，以自生的近代性建构起新的生存策略。
其三，本文可对东学思想与大巡思想的古今中外比较思想性理解有所助益。以天观·地观·人观为中心，将这两种思想的自生的近代性与西方近代性相比较的本研究，使内在于这两种思想的意义与价值得以更为容易地被理解。东学思想与大巡思想，通过与既有的东西方思想以及当今科学思想之比较，其特性得以更为容易地被理解。
此外，本研究的局限如下。其一，本研究就自生的近代性而言侧重于关联性思维的天观·地观·人观，未能充分吸纳既有的近代性研究。近代性是一种整体性现象，除关联性思维之外，亦在生态学领域乃至诸多领域中被加以研究。今后的自生的近代性研究，亦需以既有近代性研究的成果为基础进行后续研究。
其二，本研究因天观·地观·人观这一研究领域极为广泛，致使具体讨论有所不足。以研究的方法论为中心、概要式地比较这两种思想的本研究，尚需以跨学科研究予以补充。
其三，本研究对于关联性思维的自生的近代性得以成功实现的具体实例介绍不足。关联性思维的自生的近代性若要能够实际作为替代性近代性加以应用，则须有多样的应用案例与研究模型。